日前，Citrini Research发布题为《2028年全球智能危机》的报告，在资本市场掀起波澜。
该报告推演AI快速发展可能引发的连锁经济危机，即AI驱动企业利润增长，但被替代的白领大规模失业，社会消费能力下降，最终形成“产出增长但消费失速”的“幽灵GDP”现象。为此，券商中国记者采访专家学者、金融机构分析师以探讨AI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冲击和影响。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是否会产生连锁经济危机，其传导链条存在不确定性。但新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在每一次产业革命早期都会出现，无论是汽车替代马车，还是互联网电脑取代打字员，都经历过类似过程。
但人工智能有所不同，邵宇将其称为“两百万年之大变局”，因为AI取代的是人类的智力劳动。过去，人们通过学习和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产出和劳动附加值，工作因此被划分为白领、蓝领和金领。如果人工智能达到AGI水平，会对白领工作带来失业冲击。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白领晋升路径可能遭遇重创。邵宇表示，白领的成长通常依赖人力资本的积累，即通过接触基础工作再到管理工作，逐渐从“职场小白”升职到部门经理，甚至到总经理，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但当AI取代了大量初级白领的工作，意味着向上攀登的梯子被抽掉了。如果没有入门级的工作机会，“职场小白”很难成长为首席或总经理。
也有观点认为无需悲观，即便AI生产力大幅提升，其带来的“通缩红利”也可能刺激新需求和新行业，同时AI可能创造出目前无法想象的新工种，社会适应能力往往比模型预测的要强。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宋雪涛近日在研报中表示，人类社会是一个“熵增”系统，社会也并非一个可以被程序化管理的机器。政治体系不会坐视坍缩，而是会通过财政扩张或缩短法定工时来对冲，这种自发调节被AI末日论所忽略。
就业市场可能面临负面影响，从企业层面来看，邵宇认为企业利润不会受压，因为裁员本身就是降本。但他谈到，企业会被迫在AI领域增加投入，这会促进上游产业如芯片的发展。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泡沫并没有破，但它所取代的部分行业，比如软件行业，受到的冲击会比较大。
他表示，美国软件行业之所以承压，是因为智能体直接介入工作流程，将原本依赖人工优化的部分和“know-how”（技术诀窍）集成进AI，使得SaaS等模式的商业价值被稀释。这种冲击会持续传导，未来具身智能的发展还将替代蓝领工作。不过具身智能涉及物理操作，需要大量硬件投入和资源消耗，实现过程比替代白领更慢，但趋势已经明确。
更深层问题在于，如果AI持续替代“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邵宇表示，AI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未来需要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来与之适应。“当前社会采用的按劳分配，不仅是分配手段，也决定了人的存在价值，即人通过认知、劳动和改造世界来与世界交互。如果这部分被替代，人不仅失去了分配来源，也可能不知道如何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这并非靠UBI（全民基本收入）就能解决的问题。”
宋雪涛则认为，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依然相对漫长，所谓的“AI末日”会被“时滞效应”所部分对冲。极端地讲，即使生产关系发生了转变，“人类参与度”本身又将变成一种稀缺资产和溢价来源。工业化制造了廉价纺织品，却催生了奢侈品和“匠人精神”的高额溢价。
从失业到消费的传导链条同样值得审视。邵宇表示，这是一个分化和替代的过程，“当部分工作被AI替代后，相关员工没有地方消费。但采购人工智能装备的公司，比如算力公司、大模型公司，因为增长起来，他们有消费能力。问题在于，这种消费是分化的。顶尖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从总量看，整个社会的消费呈现下降趋势。”
不过，邵宇强调，不必过度神化AI或过度渲染焦虑，要达到完全取代人类智力水平的AGI，可能还需要时间。“展望未来，3—5年内，AI可能达到博士水平的思考能力，但具身智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企业家们不断宣扬焦虑，无非是为了聚集更多资源，无意中把整个实现的时间表夸张了。”
另有观点也谈到，在监管合规、物理世界交互、复杂人际关系、高度非标化的判断等任务上，AI的替代成本远高于市场恐慌的假设，且制度、法律和社会惯性天然构成减速带。
浙商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林成炜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局部不利的方面，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AI的正向作用是主导的，并且很可能会成为解决全球经济深层矛盾的关键力量。“一是能通过做大GDP分母、扩大税收来源，缓解全球债务的可持续性压力；二是能通过自动化和效率提升，解决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三是能创造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减少大家‘零和博弈’思维，从而缓和地缘冲突带来的紧张局势。”
在他看来，AI科技革命的发展势头是挡不住的，关键不在于阻止它，而在于如何趋利避害，正确对待就不会产生金融危机。
“具体到我们国家，我们认为有几条可能的路径：一是要加快培育AI产业发展，跟上甚至引领趋势；二是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对冲AI对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三是推动财政体系转型，从之前的‘税收+地产’模式，慢慢转向‘税收+股权’模式，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四是等到AI部门对物质财富的贡献能力达到很高水平时，生产关系也可以逐步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林成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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